不同乐谱代表音乐的不同可能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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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【面面观·五线谱与简谱】

  作者:张 燚(海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,海南省民族艺术传承创新研究基地首席专家)

  基础音乐教育“全面采用五线谱”并非新观点。早在1922年,就有音乐专家倡导五线谱进课堂。20世纪80年代,著名音乐家贺绿汀也提出“中小学音乐教育必须用五线谱”。

  然而时至今日,我们仍在感叹“学校音乐教育几乎不使用五线谱”,足见在基础教育阶段全面推广五线谱并不容易。在此背景下,与其纠结用五线谱还是简谱,不如思考不同乐谱所代表的音乐的不同可能。

  国家大剧院青少年艺术节交响乐专场音乐会上,孩子们在演出。新华发

  基础音乐教育不等于专业教育

  基础音乐教育并非旨在培养音乐家的专业教育,而是以素质教育为导向的音乐美育。乐谱是音乐美育的工具,并非必须使用五线谱。比如,儿童音乐课堂可以使用形式多样的图形谱、舞谱、唱腔谱等来丰富学生的感知力、表现力和创造力,简谱、工尺谱、减字谱等也在可选范围之内。

  音乐专家认为五线谱能够记载“形态复杂”的音乐,这大概是认为音乐只有一种复杂形态:频繁转调的多声部音乐。事实上,音乐的复杂形态是多样的。大体来说,中国音乐的复杂在于音无定高、谱简腔繁,波斯-阿拉伯音乐的复杂在于各式各样的微分音,流行音乐的复杂在于节奏……用五线谱记录这些音乐并没有明显优势,反而可能更麻烦。

  德国作曲家、音乐教育家卡尔·奥尔夫提出“原本性音乐”,主张从音乐的本源和本质出发,认识音乐之初的样子,以及音乐在人们生活中应有的样子,深刻影响了世界基础音乐教育。原本性音乐教育以启迪心灵为宗旨,其“复杂”在于综合了包括音乐在内的舞蹈、美术、语言、动作等,不拘一格。原本性音乐注重节奏、即兴、多元,可能更适合使用简谱:简谱更容易为学生掌握;简谱留白更多,更方便添加其他材料,比如润腔图示、舞蹈图示、表演图示、节奏图示、游离于十二平均律之外的音高图标以及歌词字符、台词字符……原本性音乐教育的图谱更像一张围绕音乐生成的思维导图,而不仅仅是一张在五根线上规定音高的乐谱。

  就像在基础教育中,体育之首要目标并非培养专业运动员,乐育之首要目标也并非培养音乐家。音乐基础教育应从观念和实践两个方面作出改变,开展适宜学生全面发展的音乐教育,而不是一味追随专业标准。

  多乐谱有利于学生体验不同的音乐形式

  简谱源于欧洲,不过在欧洲一向不受重视,而是由中国发扬光大。这是因为中国音乐有着独特的文化基因。简谱和中国传统的工尺谱相近,便于记录单旋律音乐,某种程度上又比工尺谱更好用。

  简谱更便于体现相对音高的调式感,五线谱则基于绝对音高的固定音高感,整体而言相对音高更契合普通人天然的音乐感知能力。作曲家舒泽池认为:“没有‘绝对音感’是个缺陷,而没有‘相对音感’则不仅仅是缺陷,而是带有根本性质的缺失。”简谱使用首调唱名法,容易学,也方便移调。而五线谱使用固定调唱名法,学起来并不像专家说得那么简单,对于绝大多数学生来说(包括音乐专业的大学生),穷其一生也无法对中等难度的乐谱进行流利视唱。有人会说五线谱也可以使用首调唱名法,此言甚是。问题在于五线谱仅高音谱表就有十五个调号,与简谱视唱相比凭空增加了数倍难度。

  更重要的是,乐谱问题看似是艺术工具的问题,究其根本却是文化问题。对于现代音乐或中国音乐爱好者来说,并不见得必须掌握五线谱。以中国音乐为例,其转调少但移调乃是常规操作,其和声少但在单音上进行腔音变化的“做韵”很多,需要标记多样的润腔、唱法、奏法、方言读音、表演、走位等符号。简谱长期以来能绵延不绝,也是因为有这些相对的优势。

  音乐教育还要走出书面文化的局限,发现和体会口头文化“不靠谱”和“不定型”的魅力。比如江苏有江苏民歌《茉莉花》、东北有东北民歌《茉莉花》,它们的主题、骨干音类似却风采各异——“茉莉花家族”正是在无谱的口头传承中才得以发展壮大的。

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年来面对新形势一直在推广“教育生态”理念和“文化多样性”活动,学生面对的也正是一个音乐多样的世界。在音乐教育领域,五线谱、简谱等并存,更有利于学生体验不同的音乐形式,进而理解不同文化。

  唱谱远比乐谱更为紧要

  对于中国音乐来说,我们大可不必纠结于乐谱,而更应重视唱谱。中国音乐的特色是音无定高、谱简腔繁,而“音如何无定高”和“腔如何繁”乃是大学问,也是中国音乐“形态复杂”之所在。

  中国传统的唱谱往往使用“阿口”,即在音符的基本唱名外加入拟声字,进行风格性和个性化的“带弯儿”的唱谱。比如,“合嘛四啊工尺呀上昂”,这里的“嘛”“啊”“呀”“昂”等“带弯儿”拟声字的艺术加工就是“阿口”。“阿口”是冀中笙管乐、智化寺京音乐的用词,在全国各地还有更为多样的叫法,比如西安鼓乐称之为“哼哈”,晋北笙管乐称之为“花音”,潮州弦诗称之为“韵”,等等。中国传统音乐教育还存在有乐谱却不唱音名而要唱“郎里格龙”等拟声字的情况,这是因为此类拟声字较之“上、尺、工”或“do、re、mi”等唱名更适合“带弯儿”。

  音乐工作者一般都知道,中国音乐很难记谱,原因就是这里的“一个音”不仅有强弱、明暗、长短的变化,也有高低的变化,此即“带腔的音”。这和西方古典音乐中“固定音高的音”有很大区别。腔音是中国音乐的韵味所在、魅力所在、品质所在,如何唱出中国音乐应有的腔音,乃是我国音乐教育更需关注的重点。

  与西方古典音乐的唱谱相比,中国音乐的唱谱肩负更为重要的“二度创作”责任。古代乐论云,“筐格在曲,色泽在唱”,意思是说曲谱只是筐格,中国音乐的风采需要通过演唱、演奏来进行创造性体现。在此过程中,唱谱是最为重要的中介。遗憾的是,现在的唱谱教学以钢琴音为标准,直声直调,这对于西方古典音乐尚无大碍,对于中国音乐却会带来很大危害。总之,与中国音乐多样化的腔音化唱谱相比,究竟是使用五线谱还是简谱、工尺谱、减字谱等,显得并没有那么重要。

  所有学生都需要音乐,但是只有极少数学生会成为音乐家;世上记录语言的文字有很多种,记录音乐的乐谱也并非只有一种。面对不同的学生、不同的音乐,不同乐谱或可发挥不同功用。教育不是抽刀断水,而是水到渠成。如果一刀切地在学校音乐教育中用五线谱取代简谱,恐怕未必妥当。

  《光明日报》(2024年12月11日 13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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